中国与全球化智库（CCG）主任王辉耀撰文指出，春运洪流的产生，多数能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。农民工需要返城再返乡，主要因为无法获得城镇户籍、无法购买城镇住房，在制度束缚下“被漂泊”。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。

　　截止2016年2月15日， 40天的春运刚刚过半，我国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民航发送旅客已经有13.8亿人次。根据往年数据推算，今年春运大迁徙将接近30亿人次，这一数字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运输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现象，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。虽然我国高铁里程建设已经达到了1.9万公里，位居世界第一，面对春运期间巨大客流依然力不从心。

　　解决春运的问题，根本上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。根据今年交通运输部大数据分析，80%春运旅客出行是为探亲访友。春运便集中体现了农民工流动人口为了回家团聚的奔波疲态。如果说，春运是我国人口红利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，那 “人口红利”是否必然产生如此巨大的“人口洪流”？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春运洪流的产生，多数能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。农民工需要返城再返乡，主要因为无法获得城镇户籍、无法购买城镇住房，在制度束缚下“被漂泊”。

　　首先，依据全国多数地方现行户籍制度，人才落户和买房落户是获取城镇户籍的两种主要形式。没有接受高等教育、缺乏房产购买力的农民工显然被排除在外。没有城镇户籍，则无法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，农民工本身和父母无法享受医保、子女不能在城市就读。第二，土地制度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障碍。我国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制，除极少数地区外，土地获取以分配为主，不允许流转。没有交易市场，宅基地便没有价值。农民与市民不同，没有名下增值的房产可以变现，改善住房生活，也就没有在城镇买房的购买力。老人与子女只能留在农村。孱弱的老人和儿童构成农村生活的主要群体，衍生的民生、文化问题也是触目惊心。我国目前有超过6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、老人生活质量相对滞后。今年春节的几天时间，微信朋友圈就被几篇关于农村发展凋敝、文化堕落、城乡文化冲突的文章刷屏。农村发展的矛盾已经到了人人可以感知的状态。

　　以更宽的角度看，我国应该探索更人性化的人口管理方式，让农民工春节时在城市中与家人团聚，才能避免出现拥挤的春运现象。我国最近提出了“农民市民化”，依靠农民人口帮助城镇房产“去库存”。2月15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减少留守儿童。这一系列政策指向表明中国城镇化趋势是不可逆的，要从细微的制度上开始改革。我认为，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经济转型也意义重大。中国经济转型依靠创新。为配合创新，十三五建议中强调“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”。农民工作为潜在的人才培养团体、农民工子女则作为潜在的创新人才苗子，只有通过市民化，被吸纳到城市发展体系中，才能更好的加以开发利用。对此，我认为可以从三点着手，开启农民城镇化进程：

　　第一，可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，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增值的收益。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，允许长期不在农村居住的家庭出让宅基地所有权。取消之前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的规定。

　　第二，可以大幅度放宽农民工落户限制。建议直接放开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农民工落户。只要农民工有稳定的就业单位满1-3年，即可办理城镇落户、允许父母投靠落户。

　　第三，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，发展城乡一体医疗保险，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。很多城市允许农民工子女就读，但不少硬性条件是农民工无法满足的。比如提供连续社保证明。农民工的工作性质连续性差、福利待遇低，是很普遍的状况，建议全面取消这些规定，对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农民工子女无条件接受，享受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。

　　第四，二三线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，吸纳农民工劳动力转移，促进房产去库存。